2018年1月26日凌晨兩點，在密爾瓦基市南部的一處空曠的停車場里，23歲的Sterling Brown(NBA公鹿隊球員）被多位警察包圍。

這是一位美國黑人所能想像的最危險的處境。

事情的起因其實根本不是什麼嚴重犯罪。警察在巡邏時看到違規停放的奔馳車，Brown從店鋪走出來，準備上車，警察上前攔住他，要看他的證件。

Brown不願配合，希望警察給出理由，而警察立刻炸毛，吼道：「你離我遠一點！你不覺得自己有問題嗎？！」

Brown說：「你也別碰我。」

警察說：「你覺得佔了三個車位這種停法沒問題嗎？」

警察不肯放Brown走，並叫了增援。警察問Brown姓名，Brown如實回答。警察又說：「這都是很簡單的盤問……」

Brown說：「我也回答了……」

警察說：「我問你的問題都是合法的，但你看我的眼神就像是我腦子上長出了什麼東西一樣……你別挑釁我。」

Brown此時才有動作，他彎了一點腰，對警察說：「我挑釁你了？拜託，別這樣。」

警察說：「你就是挑釁我了，我讓你後退你沒退。」

的確，Brown全程站在奔馳車前一動未動，平靜地回答問題，這就被警察解讀為挑釁。這位警察在後來的報告中寫道：「我不斷要求Brown後退，但他的舉止對我威脅很大。」

增援警車來了一堆，連警察自己都驚訝了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只說來一輛就好了……」

隨後，在多對一的情況下，警察要Brown不要把再手放到口袋里，他配合地亮出了雙手。

但當Brown重新把手放回口袋，警察立刻製止，要求他把手拿出來，Brown有些惱火，說：「別這樣，我手里有東西呢。」

而這句話就足以讓事態升級了。幾位警察迅速採取了暴力手段將Brown壓倒在地，其中一人大喊：「電擊槍！電擊槍！電擊槍！」

很快，Brown發出了一陣陣慘叫。一位禿頭白人警察跪在他身上，對他進行了數次電擊。制服Brown後，警察將他銬了起來，宣布逮捕。

Brown被捕的過程被警察的執法攝像儀全程記錄下來，而當這段影片在幾個月後被公佈，全美都震驚了。

刁難Brown的白人警察沒說錯，Brown看他的眼神的確像是他腦子上長出了什麼東西——那就是四個大字：種族歧視。

Brown應該感到慶幸，他沒有因為這次遭遇丟掉小命。他的身高、他的膚色、他的穿著、他的態度，都成為一種威脅因素，讓警察可以毫不猶豫地對他使用暴力。

在Brown被捕的幾天后，面對公鹿的抗議，密爾瓦基警察協會會長麥克-克里維洛發聲明指責市長沒有態度強硬地「支持警方」，還稱Brown在這件事里「看起來是徹底犯錯了」。

直到影片被公佈，事情才出現反轉，密爾瓦基警長公開進行了道歉，但他向外界透露的信息很少，警方究竟有沒有處理施暴的警察也是個謎。Brown則發聲明說自己將會採取法律手段跟密爾瓦基警察局打官司，要市政府的書面道歉。

兩年過去了，官司還在進行。密爾瓦基市政府一直在努力保持低調，但Brown的律師主動透露，政府提出了40萬美元的和解條件，被他們拒絕。案件仍在進行，Brown不知何時才能要回自己的「公道」。

警察暴力執法的體系化

Brown的遭遇並不是個例。

全美50個州，上萬個警署，無數執法人員。種族主義的侵蝕、不擔責的體制，讓Brown的遭遇成為美國每一個黑人的日常。

暫不提在種族主義更明目張膽的時代的黑人處境，就算是「過上好日子」的NBA球員，也會被警察威脅生命。

2015年4月，尚在老鷹效力的Thabo Sefolosha和隊友Antic去了一家紐約夜店，因為現場出現了與他們無關的衝突（也涉及到另一位NBA球員Chris Copeland），警察前來清場的時候，他倆走得慢了點，就跟警察槓了起來，遭遇暴力執法，Sefolosha左腿被打骨折，賽季報銷。

當時Sefolosha和Antic都被提起了訴訟，他被指控的罪名也屬於黑人口袋罪的典型：抗拒逮捕（跟Brown的尋釁滋事類似）、妨礙政府管理、擾亂社會治安。

律師一度勸Sefolosha接受認罪協議，但Sefolosha堅持要出庭，最終他被判無罪。很快，Sefolosha也將紐約市政府和涉事的8名警察告上法庭，官司打了一年半，最終他接受了紐約警局400萬美元的和解，紐約市政府和警局都沒有道歉。

如今，當他看到喬治-弗洛伊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警察跪壓致死，也心有餘悸地說：「我太害怕了，那個人可能是我。」

Sefolosha也表示，美國警察對黑人的暴力執法，並不是「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」的問題，而是由來深刻的文化病態。

當社會病入膏肓，而當權者視而不見，暴亂的結果對於很多黑人來說並不是意外。有研究指出，現有的針對警察使用暴力的規定和政策，對警察的限制實在太少了。

比如不去沒有要求警察在可能的情況下通過與對方溝通、保持距離等辦法消除緊張事態，避免使用武力；允許警察對平民扼喉，哪怕在很多情況下完全可以使用致命程度更小的辦法。

整個司法體係對於警察暴力執法的鼓勵已經滲透到方方面面。像跪殺弗洛伊德的白人警察肖文，有接近二十樁民眾投訴被記錄在案，但他從來沒有遭到任何懲處。如果不是因為有社交網路，他跪殺黑人很可能就只是一個地方話題，根本不會引來全國反響。

對過度執法不罰或輕罰，是警察系統的傳統。即便一些警察因為種族爭議被炒，很大一部分也能重新被政府安排上崗。法庭上「合理恐懼（reasonable fear）」的舉證標準，也讓警察總能輕鬆脫罪。

在大富豪布魯伯格擔任紐約市長期間，針對黑人的攔截盤查（stop-and-frisk）就臭名昭著。從2003年到2013年間，這一惡法騷擾過超過68萬市民，其中90%都是有色人種，他們的平均年齡為14到24歲。這些人中，70%在被攔截盤查之後都被認定無罪。

殘酷的數字擺在眼前，布魯伯格在參與2020年民主黨大選的時候，被其他候選人質問得啞口無言，才終於做出了毫無誠意的致歉。

明尼阿波利斯其實是中西區地區非常進步的大城市，這里的居民把票投給希拉里，投給伊汗-奧馬爾（美國國會首位有色人種兼穆斯林女性議員），一直以多元種族和文化為榮。也因為此，弗洛伊德之死才顯得如此諷刺。

但事實上，美國警察系統的大部分人都是川普支持者，明市的警察工會主席鮑勃-克羅爾去年才參加川普的競選集會，感謝川普終結了奧巴馬「對警察的壓迫」，讓警察給罪犯而不是自己戴上手銬。

黑人暴亂是唯一出路？

在今年的大規模抗議中，有一起抗議者之間的衝突催人淚下。

衝突的主角是三名黑人，分別是45歲、31歲和16歲。31歲的黑人想制止抗議者的暴亂行為，但45歲的黑人認為，這是他們唯一的出路。

他們對彼此怒吼發洩，訴盡一生遭遇過的不公。45歲的黑人說，「我已經厭倦看到這一切了！根本沒人來保護我們，我們必須開始自己的暴亂！是時候站起來了！」

31歲的黑人也激動地說暴亂沒有用， 而老黑人質問他什麼才叫有用，怎麼做才能停止不公和暴力。

而此時，31歲的黑人拉過身邊一位16歲的黑人抗議者，「他才16歲，16歲！你們這樣做不是辦法，因為美國總統已經說了，你們搶劫，他就會開槍！」

面對少年的睜大的懵懂雙眼，他忍不住流下熱淚：「你現在看到的一切，未來十年會再次重演。到時候你就26歲了，你會和現在的我一樣，做同樣的事情。我想對你們這一代人說，做更好的人，想更好的辦法，因為我們想到的辦法沒有用！」

「45歲的在憤怒，31歲的在憤怒，16歲的也在憤怒。危害自己不是辦法。你們去找個更好的出路，因為我們找不到！我有個5歲的兒子，可我找不到！」

最好的編劇都寫不出這樣的場景。31歲的黑人對著少年流淚，因為他知道，所謂「找個更好的出路」，連他自己都不再敢去相信。

在這場抗議中，人們的確看到並非所有警察都沒有同情心。紐約警察局長帶頭參與和平抗議；有拘捕抗議者的警察習慣性使用了膝蓋跪壓，立刻被身邊的警察制止。

但這就能算進步嗎？

川普上台以後，警察濫用暴力的情況顯然更加嚴重。疫情期間，白人抗議者持槍上街得到他的鼓勵，但黑人不管是戴口罩還是出門跑步、觀鳥，都有生命危險。

病毒帶走了美國超過10萬人的生命（川普和美國在應對疫情方面出現諸多問題），一個黑人之死點燃了上百座城市的怒火。而川普不肯承擔任何責任，除了吹噓自己、甩鍋外國、攻擊政敵之外，就是警告法律和秩序的威力，繼續煽動暴力。

主流媒體稱他缺失同理心、缺失行為準則、缺失人性（《紐約時報》），他的精神世界是「一個巨大、無蹟的荒原」（《華盛頓郵報》）。

普利策獎作家保羅-克魯格曼寫道：「過去40年來，美國政治的核心故事是，富人精英將白人種族主義變成武器，牟取政治權力，並且利用這種權力來推行他們的政策，即以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，讓富人更富。」

「在川普崛起之前，人們還有可能勉強繃著臉否認這個現實。然而到了今天，除非故意失明，才會對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。」

很多白人警察也是被犧牲的「代價」，但他們仍然支持他，就是因為川普一直在為種族主義提供讚許和掩護。

在這次抗議中，無數NBA球星都憤恨地喊出了川普下台的口號（以往這只集中在Popovich和Kerr身上），

JR Smith說：「我覺得恨是一個很重的詞，但我真的恨這個總統。」

Jamal Crawford說：「我們的領袖真的不能更差勁了。」

Kyle Kuzma說：「我以為總統該是國家領袖才對？川普和麥康奈爾（參議院多數黨領袖、美國步槍協會利益代言人）無恥！」

Jayson Tatum說：「我們都可以認同，不是每個警察都是壞人。但你們為什麼不能認同不是所有黑人都是威脅呢？！」

詹姆斯說：美國，你為什麼不可以愛我們呢？

出路究竟在哪里，沒人能給出答案。或許只能寄望這憤怒狂潮能讓更多人醒來，為社會劃下一個更明確的底線，以免制度性歧視的惡性循環滑入更黑暗的深淵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