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的祖父，是北卡羅來納州第一位成為服務站老闆的黑人，也是我見過工作最努力的人。”

“他是藍領階層，是最接地氣的老百姓。每天他都穿同樣的工作服，淺藍色上衣、深藍色褲子，口袋里總揣一塊紅色抹布，胸袋上用紅線繡著‘Jones’的名字。那年頭住在溫斯頓-塞勒姆的人如果需要一箱油，或是修個化油器，或是單純想找人聊聊天，找Jones先生絕對沒問題。”

很多年後，保羅這樣親筆描述他的祖父Nathaniel Jones。

Jones是保羅幼年時關係最緊密的親人之一，也是塑造他日後個性的重要人物。他的堅韌、刻苦和那股藍領氣息，至今仍能在保羅身上找到影子。

Jones的生命在2002年戛然而止。

那是在保羅剛剛宣佈準備加盟威克森林大學的第二天。前一天一家人還欣喜若狂地慶祝，保羅為祖父戴上了一頂印著大學logo的球帽，晚上還帶他去看了校籃的比賽；沒想到第二天，保羅在觀看橄欖球校隊的比賽時接到哥哥CJ的電話，才知道祖父竟然在家中被謀殺。

保羅從學校趕回老家，還是沒能見到祖父最後一面，只看到了Jones屍體躺在地上，被白布蓋住的樣子。

後來的事就被媒體和球迷津津樂道，保羅在高中校隊的比賽中砍下61分來紀念享年61歲的祖父，在罰完最後兩球，他哭著下場，投入了父親的懷抱。

Jones被殺近兩年後，此案審理告一段落，涉案的5位嫌疑人全部被定罪，他們分別是雷肖恩-班納、納桑尼爾-考森、傑梅爾-托利弗、克里斯-布萊恩特和多雷爾-佈雷鮑伊。

案發時，他們全都只有十四五歲年紀。據當時的審理記錄，他們在社區附近計畫搶劫，剛好看見Jones進入自家車庫。等Jones走出來，就被這群孩子埋伏襲擊了。他們將Jones綁起來打了一頓，搶走了他的錢包，隨後逃走，壓根沒想到Jones心臟病發導致心律失常死亡。

（班納[左]和考森在2004年被警方拍下的肖像照）

最後的審理結果，是班納和考森一級謀殺罪名成立，被處無期徒刑，不得假釋；剩下三人因兩項罪名都獲得了超過14年刑期，在服刑12年後已被釋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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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羅單場61分的壯舉曾經引來全美媒體的大肆報導，籃球世界大抵將Jones的悲劇歸納到了保羅生涯傳奇中，但這並不是這件事的結局。很少有人透過維度更複雜的棱鏡去審視此案，直到最近北卡羅來納州宣佈將重啟對此案的調查。

其實，這五名少年犯獲罪之後從未停止為自己喊冤。

在Jones去世僅四天後，幾名被告就向警方認罪，但在法庭上，辯護律師向陪審團表示，這種認罪不能相信，因為這是這幾個孩子在警方數小時高壓審訊下得到的陳述。

“警察持續審問，直到得到他們滿意的供詞。”

辯護律師稱，考森的認罪供詞中有很多相互矛盾之處，“他所承認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。”

而案發當晚開車載著幾人來到該社區的16歲女性傑西卡-布萊克也疑點重重，她作為目擊證人在法庭上提供的證詞，對被告堪稱有毀滅性打擊。

她說是她開車接到這五名少年，而他們在車里討論“打劫某人”，她見到他們去買了綁人的膠帶，等他們看到Jones，她聽到考森說：“就是這輛車。”

布萊克沒有參與作案，而是躲在附近的公園，她說自己“聽到很多撞擊的聲音”，“聽到他們說趴下，把東西拿出來。”

在這樣的言之鑿鑿下，五名被告全部被重判，但沒有人獲死刑，因為死刑不上未成年人。

宣判結果下達後，考森否認自己殺害了Jones，他說：“我很抱歉那個人死了，但我不知道是誰殺了他。”

也是在2004年，布萊恩特還專門給《溫斯頓-塞勒姆日報》寄了一封手寫信，里面全是語法錯字，但語氣無比絕望。

他寫道：“我的名字叫克里斯托佛-布萊恩特，我現在被關在福賽斯監獄。我被誤判對Nathaniel Jones的二級謀殺罪。我是無辜的！”

另一名被告托利弗這樣描述警方的恐嚇：“其中一個警察一邊說著死刑，一邊不停敲打我的手臂，說這里就是注射死刑的地方。我越來越害怕，也越來越困惑，只想讓警察放我回家。”

在警察審訊他們之時，甚至不允許家長陪同。

布萊恩特寫道：“由於這些不實指控，我的人生都被毀了。”

托利弗在法庭上哭著為自己申訴：“我已經因為沒做過的事在監獄里度過了兩年，我不能告訴你是誰殺了這個人。這不是我的錯，這些人把我關在一個房間里讓我說我沒做過的事。”

當時的主審法官之一道格拉斯-阿爾布懷特在結案時則這樣形容考森和班納：“重罪慣犯們不可能對一個善良而可敬的人進行更惡毒無情的攻擊了，我很少看到這麼不願承擔責任、不肯悔過自新的人。”

但他們的上訴論據都被一一駁回，媒體所關注的焦點，也早就不在聚集在這座小城的幾個少年犯身上了，直到現在。

北卡州表示重啟調查，是因為無罪調查委員會（Innocence Inquiry Commission）發現了新證據，並將於3月9日的公開聽證會上遞交。通常來說，這些證據包括DNA、指紋、撤回證詞的證人或新出現的證人。

這一委員會成立於2007年，旨在審查定罪後被告及其辯護人聲稱被錯判的案件，是當時美國的司法體制的創舉。不過這些年來經他們審查的案件雖達上千起，但只有15樁走了聽證會程序，被免罪的總計12人。

只能說現在Jones謀殺案被重新審理，對監獄中正服著無期徒刑的兩名被告來說是個好消息。

一個由8名成員組成的委員會將聽取位北卡羅來納州司法中心（North Carolina Judicial Center）工作人員提供的證據。聽證會期間將傳喚證人，包括被判有罪的被告，以及受害者的家人。

如果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認為新證據值得進一步的司法審查，則將案件提交由3名法官組成的小組作出決定。

美國最高法院在2012年裁定，法官不能對未成年人判處強制性終身監禁，先前的裁決也將具有追溯效力。因此他們原本的終身監禁最終也會從寬處理，到2029年即可申請假釋。

但時間過去這麼久，就算獲得假釋之前真的能洗脫罪名，也只是亡羊補牢，他們的人生已經在鐵欄杆後面被消耗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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佈雷鮑伊、托利弗和布萊恩特都在幾年前刑滿釋放，出獄時已人到中年了。

恢復自由之後，命運對他們並沒有更多優待。就在去年，31歲的佈雷鮑伊被證實死亡。他在一家雜貨店外的停車場因為與人爭執而身中數刀，刺殺他的凶手也是一位年輕黑人。

這是一個對所有美國黑人來說都太過熟悉的詛咒循環。

在低收入小城市（溫斯頓-塞勒姆的年收入中位數為4.05萬美元，低於全國標準）的黑人聚居區，犯罪和警察暴力往往相輔相成，很多底層孩子生長於街頭，除了成為黑幫別無選擇（有打NBA的天賦自然另作它論）。

他們殺人，往往也被殺，未成年人死於非命的案例比比皆是，讓人難以相信他們生活在沒有戰爭的和平地帶。

佈雷鮑伊去世時，已經有了未婚妻和8個月大的女兒，他被刺死的時候，妻女都在現場。但某種程度上，他的生命還沒有真正開始，就已經草率結束了。

他未婚妻說：“儘管發生了那麼多事，他一直在努力生活，試圖讓人生變好，善待他所愛的人。”

至於保羅，他更是從來都沒有把這些悲劇當作自己“傳奇”的註腳，他早就意識到，就跟祖父一樣，被牽扯進悲劇的所有人，都是鮮活的血肉之軀。

2011年，保羅在接受採訪時就表示，他已經原諒了謀害祖父的幾個年輕人。

“這些人當年不過十四五歲，人生的路還有那麼長。我真希望自己有機會對他們親口說一聲，我原諒你們了。我真不願意見到他們在監獄里度過那麼長時間。”他說。

“我很想念祖父，我也知道人死不能復生。小時候我聽到他們被判無期，心里很解恨。但現在我成熟了、經歷了那麼多之後，我不再那麼想了。我不想看到這樣的現狀。”

保羅還不至於主動向北卡州長提出豁免，但如果他知道這些人如今到底得到了脫罪的機會，應該是釋然的。他的姑父最近接受了採訪，也說自己會為所有參與聽證會的人祈禱，包括幾位被定罪的年輕人和他們的家人。

保羅原諒他們，並不是因為他是個聖人。這是站在黑人同族的立場上，對普世悲劇的一聲無奈嘆息。他幼時的哭泣何其可憐，但那幾個少年犯又何曾有過為自己人生做出選擇的權利？